虽然杂剧有比较成熟的范式，但在它最繁盛的时代（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四大家皆在元朝初期），并没有理论著作出现，一直到元中晚期，才出现了关于杂剧创作的《中原音韵》和研究演唱技巧的《唱论》，可讽刺的是，就在这些理论著作出现的同时，杂剧的盛势一路下跌，规则不断被打破，元杂剧如同它所在的大元王朝，辉煌却又短暂。
入明之后，皇家势力加入杂剧队伍，皇十七子朱权完成了当时最具分量的理论著作《太和正音谱》，周王世子朱有燉则参与实践活动，这时杂剧已经成了皇家贵胄赏玩之物，而民间已几乎完全是南戏的天下了。
南戏取代杂剧有很多原因，比如元代中后期，文化中心南移，从大都迁到杭州，必然会受到土生土长的南戏的影响和冲击，比如入明之后文人仕途的大门再次打开，不必再爬曲艺这扇窗，民间艺人成为南戏的主力部队，杂剧的规则不适合他们等等。
刨根究底，成也范式，败了范式，杂剧的范式在还没有完全适应民间艺术这块土壤的时候就过早地定型，当外部环境改变，在新的地域、新的时代中，杂剧与南戏PK只有节节败退的命运——杂剧论折，一剧四折，而南戏论出，一剧随便多少出，适合大长篇和精悍短篇杂剧一人主唱，所以台上一人独大，而南戏谁都可以唱，高手对飚戏似乎更为精彩，也更适合讲故事南戏有更多的民间曲牌，更灵活的创作方式，适合文人们发挥——就这样，在元代中后期杂剧渐渐案头化，成了文人们自己珍藏的文艺作品，入明之后宫廷化，成了珍藏在深宫的死物，消失在了最活跃的田间地头、勾栏瓦舍里。
明嘉靖年间，明三大才子之一的徐渭作杂剧《四声猿》，其实已是四个单折的短剧，四折一楔子的剧本格式不复存在。戏台上，一人主唱变成多人对唱，末行渐渐被生行取代，旦末主唱的表演形式彻底消失。也只有唱念做打的功夫，从杂剧到南戏，从昆山腔传给后来的西皮二黄，一直延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