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在为张大千立传的《梅丘生死摩耶梦》一书中，写到张氏挚友谢稚柳先生，有这样的介绍：“现在大陆的谢稚柳，拥有三个头衔：名画家，书画鉴定家，敦煌艺术家。”
纵观谢氏一生，虽然其在中国画坛和书画鉴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声誉，最为世人瞩目，但在敦煌学领域，更确切地说是敦煌艺术学史上，也是早有建树、当之无愧的名家。而敦煌学名家之中，虽不乏上海人，却又多不是长期工作、生活在上海者。从这点上来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就远赴敦煌实地考察、研究达一年之久，并著有《敦煌石室记》《敦煌艺术叙录》的谢先生，或许还堪称上海滩上唯一的敦煌学家。
1942年秋，正在当时国民政府监察院于右任处担任秘书的谢稚柳先生，应一年多前已先赴敦煌临摹壁画的友人张大千先生之邀，从重庆经兰州，抵达敦煌，开始了对敦煌石窟的系统考察研究，正如其在《敦煌艺术叙录》1955年初版后记中所述：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我在敦煌，距今已十二年了。我去敦煌，纯为研究壁画，因此记下了“石窟叙录”。由于窟内的壁画，错综复杂，很不容易记。一铺铺的“经变”，记壁上的位置，还较容易。至于零碎一些的，就很觉难于明确。
窟中的文字，如“发愿文”、“题记”、“题名”等等，大半隐约不清，抄录颇难，谨慎宁缺，仍恐不能无错。当时自己最不满意的，是一些“经变”、“佛经故事”之类。由于我的不懂佛经，以及当时手边又无此类书籍，面对着这些题材的画，竟不知道是画的哪一故事。因此，只能笼统的记一下“经变”或“佛传图” 而已。
